自德福资本成立以来，针对国家医保政策的分析一直是团队的重点研究方向，而作为医保支付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DRG/DIP的推出和落地及其对中国医疗体系、患者和相关企业的影响，也是我们高度关注的话题。我们认为，深入分析DRG/DIP政策趋势和潜在影响，对我们在医疗行业投资的过程中更好地把握机会和规避风险有重大意义。因此，德福研究团队自2021年开始系统性针对DRG/DIP实施和落地情况进行研究和跟进，在此将我们几年来的观察和研究工作汇总成本篇研究报告，与各位分享我们的一些观点：

1）DRG/DIP政策未来演进预测：

·受医保控费限制，DRG/DIP的调整费率/分值点值存在持续“贬值”压力：医保局对医保基金的管理遵循“以收定支”原则[1]。而老龄化加速将导致未来医保缴纳人数下降，且据国内外研究资料统计，65岁以上老年群体人均医疗支出为非老年群体3-5倍，这些都将导致我国医保控费压力持续加大。基于中性预测条件（见下），预计医保会在未来5-10年间出现收不抵支，并进一步快速恶化，导致累计结余在2040年前后被消耗殆尽（见图1）。而DRG/DIP均存在区域总额费用限制，因此未来大概率除少部分经济发达城市外，全国大部分统筹地区的DRG/DIP调整费率/分值点值存在持续贬值的压力，倒逼医疗机构持续控制和压缩单一病种的治疗成本。

图1：我国医保基金收支预测

Source: 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趋势预测》、《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报告》等，德福研究院整理预测，假设条件为老龄化下维持现行医疗支付体系及财政补贴水平

·DRG/DIP的全面推广落地将持续进行，同时相关配套政策方案也将陆续推出：截至2023年底，全国九成以上的统筹地区已经开展了DRG/DIP支付方式改革，26个省份已实现省域内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2]。我们认为未来全覆盖落地和配套方案落实工作会持续积极推动，并进一步解决之前DRG/DIP推广中出现的关于医生绩效评价和医院指标评测难等现实问题，以及进一步完善如门诊/康复支付、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系列配套方案。

·DRG/DIP病种分组方案将持续调整升级：2024年7月，国家医保局召开“按病组（DRG）和病种分值（DIP）付费2.0版分组方案”新闻发布会，介绍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和2.0版分组方案有关情况，标志着DRG/DIP 2.0版本的落地启动。我们认为后续分组方案会结合临床科室实际反馈以及患者评价，进一步进行细化调整，重点关注点包括满足临床对新术式/治疗手段的需求、减少科室间收支差异、控制临床主观对提高分值的倾向，以及提高患者综合满意度等。

·以特例单议和除外支付等手段作为平衡点，解决患者推诿和压抑创新等问题：《关于印发DRG和DIP付费2.0版分组方案并深入推进相关工作的通知》在DRG/DIP下，特殊复杂病例和创新药械由于住院时间长、医疗费用高、缺乏历史数据等原因难以得到合理支付，可能会造成患者推诿、部分科室亏损严重等问题。因此，医保局在《关于印发DRG和DIP付费2.0版分组方案并深入推进相关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可在支付端通过特例单议、除外支付等方式对上述两种情形予以支持。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特例单议和新技术新项目除外支付机制，医保局同时表态需要防范“过度特殊”问题，特例和除外有一定必要性，但在标准化支付框架下，容易产生支付碎片化和削弱激励约束效果的政策风险。我们认为后续医保部门将长期就特殊支付病例和项目进行审查和监督。

2）DRG/DIP未来对国内医疗行业影响分析：

·他山之石：海外改革经验表明，DRG/DIP落地后：

①人均医疗费用，尤其是人均住院费用增速得到显著控制。以美国为例，1983年前10年人均医疗费用CAGR=16.3%, 人均住院费用CAGR=16.0%。而1983年后的10年时间内，人均医疗费用CAGR=7.5%，人均住院费用CAGR=6.2%[3]。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美国80年代针对医保控费做出大量改革努力，DRG仅是其中重要一环；

②住院量出现下降，同时病床周转明显加快。如美国于1983年DRG开始推广用于Medicare，到1989年每千人住院次数从超过160次下滑到约120次，同时次均住院时长也出现了稳定缩短（见图2）；

③美国在实施DRG后一段时间内出现了住院费用占医疗费用比重的下降，以及门急诊费用和零售处方药支出占比的提升。背后的驱动因素仍然是非必要的住院受到控制，更多患者转向门诊或居家治疗。

图2：美国在1983年执行DRG之后住院及零售处方药数据变化

Source: CMS，中信建投行业研究报告，GL Analysis

·临床决策更多转向临床诊疗性价比驱动，非必要检查检验和低临床性价比产品会被持续压缩：由于DRG/DIP在执行中会导致特定区域内医疗机构之间诊疗效率被进行横向对比，倒逼三级以下医疗机构和科室通过提高诊疗效率来减少运营亏损。在有限的经费下，为提高诊疗效率，最直接的手段即是压缩相对低诊疗性价比的项目支出，如非必须的检查检验、可用低价产品进行近似替代的药品和器械耗材等等，以保障对直接影响治疗效果项目的投入。

·疾病分组和分值会持续调整，导致临床倾向也会持续发生变化：我们在访谈医院医保办和临床医生的过程中，明显感受到分组和分值调整会对临床路径产生明显的引导性作用。举例而言，如某术式的支付比例较高、医院实操可出现盈余，医生会自然而然更倾向于多采用该术式，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医院主动挑选患者的情况。但这些倾向更多是短期现象——因为医保在后续大数据分析和临床反馈采纳过程中会应对这些问题进行微调和“补丁”加以调整，与此同时又可能会导致新的临床倾向性和新一轮的调整，以上这些短期波动都会增加我们分析临床长期趋势的挑战。

·短期部分诊断/用药流向门诊和院外，但预计未来会受到管理和约束：我们在DRG/DIP落地初期的研究和访谈中确实发现了DRG/DIP推行之初部分医疗机构存在检查检验门诊化（分解住院费用至门诊），以及通过处方外流控制费用的情况，但我们也观察到后续医保局针对这些现象均发布了新的政策手段来加以限制，包括加强医院门诊住院比的追踪考核、强化医院日常监管、加强药店处方和医保管理等等。我们认为住院费用门诊化和院外化不符合医保局推行DRG/DIP的初衷，中长期会逐渐得到管理和约束。

3）DRG/DIP政策对医疗投资的影响：

·低临床疗效性价比产品会持续被出清：由于医疗机构在DRG/DIP的考核要求下更多转向临床诊疗性价比驱动，我们认为临床疗效性价比偏低的产品未来会持续被压缩，例如历史上通过“微创新”来实现独家或准独家高定价的药品和器械耗材、临床受益不明确，对减少患者住院时长无帮助的术式，以及过往存在的“利益品种”等，都会长期面临来自DRG/DIP的负面压力。

·重复检验、检查受限：我们预计检查检验和影像检查会在DRG/DIP的影响下更加规范化，过往重复的检查检验、不必要的多联检和检查“大套餐”都会受到限制。我们在访谈中发现，部分医院已经明确要求精简IVD检测项目并减少与核心诊疗关系有限的指标检测。

·例外支付有利于部分可以提高分值的术式和耗材，但如果没有强临床证据和性价比作为支持难以长期持续：在我们的研究访谈中，由于有支持创新药械的例外支付政策出台，部分地区的医院反馈会更加倾向于开展诸如手术机器人以及FFR（血流储备分数）等创新技术，但我们认为未来新技术的创新性也会基于临床收益做药物经济学或器械耗材经济学的评估，判断是颠覆性创新产品还仅是锦上添花的微创新产品。例外支付带来的增量仍然受医保控费的大主题影响，临床证据和性价比将是影响创新药械长期使用的核心因素。

·国产替代持续加速：出于DRG/DIP对于治疗性价比的持续要求，结合国家进口替代的大方向，医疗领域国产替代会持续加速。举例而言，目前相比较一、二级医院，三级医院目前使用进口设备和器械耗材的比例仍然相对较高，过去我们访谈的部分地区，医保局在统筹支付时会对三级医院给予更高的DRG/DIP赋分，以保障三级医院的收支平衡。但未来随着DRG/DIP要求的持续推进，以及国家对分级诊疗和基层就医的倡导，我们猜测这类向三级医院医保支付倾斜的做法可能会逐渐减少，推动三级医院加速国产化替代的步伐。

4）我们有别于市场的观点：

·关于DRG/DIP长期会促进住院转门诊/转院外市场，利好民营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的市场观点：我们认为分析DRG/DIP影响不应跳出国家限制患者自费率过高、管控处方外流等现实挑战进行分析。我们预计随着DRG/DIP制度和配套措施的逐渐完善，上述影响很难构成长期价值投资主题。

·关于DRG/DIP下的“特例单议”和“除外支付”机制，长期会利好创新器械和药物的市场观点：我们认为该观点过于一概而论，需要引入具体限制条件。创新器械和药物，若目标在DRG/DIP模式下长期受益，需要能解决目前无法解决的临床需求，或者对比传统竞品明确的临床治疗经济学优势，否则在中长期随着临床数据的积累反馈，会直接被DRG/DIP机制“打回原形”。此外也需考虑到此类利好的辐射范围，“特例单议”数量原则上不超过DRG出院总病例的5%或DIP出院总病例的5‰，实际对于创新药械的利好仍需具体分析。

·关于在DRG/DIP影响下国内医院行业有望持续淘汰出清，竞争格局优化，出现大医院强者恒强的局面的市场观点：虽然我们总体同意头部三甲医院在DRG/DIP模式下将延续强势地位的判断，但认为上述观点同样需考虑国家对分级诊疗和医疗服务可及性的目标贯彻以及相应的财政补贴，会避免不同层级的医院之间分化的加剧，以及医疗需求过度集中在三级医院。除此之外，DRG/DIP也具备在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下灵活调整分值的功能，以实现平衡基层医院/低CMI值病例的收支合理性。

5）基于DRG/DIP政策下的投资建议：

·对于IVD企业，需谨慎考察DRG/DIP影响：尤其对于大生化检测（国内对比海外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度检查）、肿瘤标志物（筛查和预后监测临床意义相对有限）、心标和炎症（联检项目进行分拆）类收入占比过高的标的，需要合理调整国内未来增长预测。而对于部分技术创新类IVD企业（如微流控芯片、单人份发光/分子、多联检组合等），需要谨慎考虑技术创新对应的增加成本是否可获得明确的临床获益，否则将面临集采后低成本传统方法学检测试剂产品的激烈竞争。

·保健预防及营养康复可作为长期投资主旨关注：顺应控制医疗支出、提高床位周转的医改大思路，基于老百姓自费基础的保健和预防消费，以及可帮助加快术后恢复的营养、特医和康复服务，都预计将有较好的政策支持空间。

·寻找具备规模生产优势及出海空间的耗材及药品企业：规模生产优势将给予企业在集采控费和DRG/DIP模式下的成本优势，出海也是跳出国内内卷环境、探索新成长潜力的重要手段。

·关注可提高临床治疗效率的创新设备、耗材，具备临床性价比的创新药物及疗法：我们对于国内的创新机会和能力总体保持乐观态度，但me-too类型的创新价值将逐渐萎缩，未来创新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能为临床带来新的治疗路径或解决方案，也会存在于能够通过创新提高诊疗效率，加快患者出院周期，节省医疗总费用之中，具备这两类创新能力的企业都值得我们的关注追踪。

目录

摘要

一、DRG/DIP概况介绍 

• DRG的定义及历史

• DIP的定义及历史

• DRG/DIP实施和底层逻辑分析

• DRG/DIP改革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和挑战

二、DRG/DIP实施对临床医疗的影响分析

• DRG/DIP实施对医院临床科室影响分析

• DRG/DIP实施对检验科影响分析

三、DRG/DIP对代表性细分领域影响预测

• 对IVD行业影响预测

• 对医疗器械行业影响预测

四、DRG/DIP对医疗投资决策影响

• 德福与DRG/DIP相关市场观点的差异

• 基于DRG/DIP政策下的投资策略思考

结语

DRG（Diagnosis Related Groups，疾病诊断相关分组），最早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实质上是一种病例组合分类方案，即根据年龄、疾病诊断、合并症、并发症、治疗方式、病症严重程度及转归和资源消耗等因素，将患者分入若干诊断组进行管理和医保支付的体系。在DRG付费方式下，依诊断的不同、治疗手段的不同和病人特征的不同，每个病例会对应进入不同的诊断相关组。在此基础上，保险机构不再是按照病人在院的实际费用（即按服务项目）支付给医疗机构，而是按照病例所进入的诊断相关组的付费标准进行支付。

DRG概念自1988年引入中国以来，历经多年发展与实践，逐步成为中国医疗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DRG首次在北京6家医院的试点中应用，标志着其在中国的广泛应用正式拉开序幕。随后，DRG的分组器在实践中不断演变，形成了包括BJ-DRG、CN-DRG、CR-DRG、C-DRG以及CHS-DRG在内的多种版本。至2023-24年，CN-DRG和CHS-DRG逐渐成为我国分组器的主流版本，分别服务于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和支付方式改革。

图3：国内主流DRG版本概况

DRG付费是对各疾病诊断相关分组制定支付标准，通俗地讲：首先将疾病分组，再按疾病组进行打包付费。在DRG付费方式下，依诊断不同、治疗手段不同和病人特征不同，每个病例会对应进入不同的诊断相关组。过去，医保按照病人在院的服务项目支付给医疗机构，而实施DRG后，医保将按照病例所进入的诊断相关组的付费标准进行支付。现实中DRG支付价格计算的通常逻辑为：1）先计算当地、过去三年该病组的平均费用，以此作为基准值；2）以“基准值”为基础，当地（一般以市为单位）专家组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做略微调整，确定该病组的支付费用；3）医保基金实际支付某医院的年度总费用等于该院当年收治的每一个病例的费用加总。

DIP（Diagnosis Intervention Packet，区域点数法/按病种分值付费），核心是将疾病诊断与治疗过程相结合，形成病种分值，医保基金根据分值进行支付。与DRG模式相比，DIP通过控制总的期末支付量，相当于对医保支付进行了总额控制，同时在分组原则上基于历史大数据，采取了疾病诊断+治疗方式的共性特征穷举。

DIP作为我国特色的医保支付体系，据公开信息最早起源于江苏省淮安市：2003年10月，淮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市区基本医疗保险按病种分值计算的意见(试行)》(淮政办发〔2003〕156号)，首次提出基本医保支付采用按病种分值付费的办法。但按病种分值付费真正在国内开始快速扩展应用，则普遍认为是以2013年南昌市在江西省率先实施以城镇职工基本医保住院费用“按病种分值付费”为核心内容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作为标志。

在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指出“重点推行按病种付费”，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可积极探索将点数法与预算总额管理、按病种付费等相结合，逐步使用区域(或一定范围内)医保基金总额控制代替具体医疗机构总额控制”。2020年，国家医保局先后公布了71个国家试点城市名单和《国家医疗保障按病种分值付费(DIP)技术规范》及DIP病种目录库(1.0版)，这也标志着DIP试点范围的确定和试点技术方法的顶层设计的完成。

对比DRG和DIP模式，两种机制的改革目标是一致的，均是为了推进医疗费用控制的同时保证医疗质量可控。同时，两种模式在实施过程中均需要依赖历史数据的分析作为支持，同时也依赖大数据逐步进行支付优化。相应地，两种模式在落地过程中也面临类似的挑战，包括医疗机构通过分拆住院、高靠分值、推诿病人、低标入院、住院成本向门诊转移等等。而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分组方式、病组数量、支付标准/方式、发展起源等等（具体可参见图4）。

图4：DRG/DIP模式差异点比较（部分）

总的来说，DRG和DIP模式都是中国医保支付制度改革中重要的探索与演进。历史上我国的医保支付方式从总额预付制度、按项目付费、单病种付费等，随着我国医疗体系和临床大数据的逐渐完善，国家近年来加大力度推行DRG/DIP付费方式改革，要求到2025年底，DRG/DIP方式覆盖所有符合条件的开展住院服务的医疗机构，基本实现病种、医保基金全覆盖（医保发〔2021〕48号）。

国家医疗保障局作为保障全民医疗保障体系，确保医保资金安全可控的核心政府机关，其从成立之初的主要目标就是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的就医需求以及减轻医疗支出的负担。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持续提升，以及新治疗技术在国内的普及推广，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国都将面临医保结余降低甚至出现亏损的风险（见图1）。如果我国医疗支付改革无法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持续性增长，我们预计在未来5年内医保收支结余将出现亏损，之后历史累计结余也将快速消耗殆尽，从这一点看医保局面临的压力无疑是巨大的。因此，我们认为我国医保支付体系改革的底层逻辑，将主要围绕着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保障医疗服务效率、促进医疗资源合理配置等方面展开（见图5）。

图5：医保局的诉求和DRG/DIP解决途径

Source: GL Analysis

在推行DRG/DIP改革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基于“按项目付费”的支付体系，我国医保部门面临的核心难题在于如何控制临床机构“过度医疗”的倾向，即临床医生/医院存在一定增加治疗项目以获取额外医保支付的动力，而医保局采取的控费手段只能通过审核等方式进行限制，而无法从根源上扭转该倾向。因此，医保局选择推广DRG/DIP支付模式，其本质是在一定区域内建立医院间的正向竞争机制，由治疗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医疗机构享受结余，倒逼成本高/效率低的医院通过采取措施来提高效率，降低治疗费用，最后通过医院间的竞争逐渐提升区域内整体医疗机构的效率和成本控制能力。

从另一方面，我们以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俗称“国考”）的机制设计来看国家对医院考核的要求（图6）：分值最高的指标是医院的医疗质量（分值占比43%），其次是运营效率/费用控制（分值占比27%），第三是持续发展能力/人员团队建设（分值占比18%），第四是患者满意度（分值12%）。从以上考核分值设定，可以看到国家在考核三级公立医院时，并没有一昧强调费用控制，而是将医疗质量的提升作为重点关注。这也导致了医保局在推行医改政策时，需要同时平衡多个维度，也就是业内常说的“既要…又要…”的思维模式。

图6：三级公立医院国考指标要求拆分（2022年分值为例）

Source: GL Analysis

也正因为医保局在推动医保支付体系改革的过程中需要兼顾多个目标，因此也导致了DRG/DIP模式推行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任务目标间冲突的问题和挑战。举最简单例子：费用控制和提升医疗质量存在很大程度的矛盾对立关系——在不考虑其他外部变量的前提下，降低费用的代价是某些治疗项目的减少或者药材/耗材的降级平替，理论上或多或少都会对治疗效果产生一定影响。而如何在精确控费的目标下，尽可能维持医疗质量、患者满意度/自费比率不下降，以及医护人员的压力不上升，则成为了医保部门面临的新问题和挑战。另一方面，医疗机构在面临DRG/DIP考核时，也会通过新的应对方式来尝试减少新政策对医院和医生的不利影响，医保基金在DRG/DIP推行下的飞行检查也发现了临床端的大量不规范操作（图7）。因此，我们选取了部分推行中的代表性问题和挑战进行分析如下：

图7：国家医疗保障局2022年度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情况 [4]

Source: 国家医保局、GL Analysis

1) 医院选择患者/医疗不足风险：由于DRG/DIP确定了病种/病组的标杆费用均值，医院如果希望获得更多结余，就必须将真实成本控制在均值以内，这就带来了医院过度压缩治疗费用以获得结余的倾向，比如要求未达到出院条件的患者提前出院、减少必要的高值耗材使用等等。除此之外，无论DRG还是DIP模式下，实际临床中往往同一种疾病的患者，由于其年龄、基础病、身体条件等因素的差异，需要的住院时间以及治疗花费往往都会存在一定差异，这就导致医院存在“筛选患者“的动力，可能导致老年患者、复杂合并症患者无法得到有效医治的问题。针对这一现实问题，我们看到各地医保局采取了“补丁”式的调整机制，诸如通过加强对患者预后效果以及患者满意度的评估考核，提高65岁以上老人的支付费用系数等方法，来纠正医院不合理的控费手段，保证临床治疗质量。

2) 分解住院、重复住院风险：分解住院，指未达到出院标准的参保患者办理出院，并在短时间内因同一疾病或相同症状再次办理入院，将参保患者应当一次住院完成的诊疗过程分解为两次以上诊疗过程的行为。会导致应当进入一个DRG组结算的病例因分解住院，进入两个甚至多个DRG组结算。而重复住院，则是指参保患者在短时间内以不同疾病或诊断多次住院。分解住院和重复住院都相当于变相提高了对患者的医保支付标准。针对这种不规范的临床行为，以美国为例，其推行了“再入院减少计划（Hospital Readmissions Reduction Program ，HRRP），通过对高于平均再入院率的医院进行经济处罚来降低再入院率。具体而言，该计划将医院的再入院率作为医院质量的衡量标准，对“再入院”过多的医院减少医保支付。

3) 费用转嫁风险：指医疗机构可能会通过让患者将住院发生的费用让患者在门诊支付（住院转门诊），或让患者在院外购买药物（住院转自费）等。这种费用的转嫁会增加门诊医保压力和患者的自费比例，而为了限制这一类不合规行为，部分省份追加了对医院门诊/住院费用率的考核机制，加大力度处理患者对医生要求自费购买医保药物的举报等手段。而为了进一步控制门诊医保支出压力加大的问题，以浙江省为例，其提出了门诊按人头包干结合门诊病例分组(APG)付费技术规范和门诊病例分组方案。与DRG逻辑类似，APG通过将门诊患者划分为具有临床资源使用同质性、可管理的病组，将患者就医需求与医院诊疗成本相关联，促使医院更加主动进行成本管理，减少浪费。

4) 低码高编/高靠诊断风险：指医疗机构通过不实不当填报诊断、手术/操作等信息的方式，将低分值病例分入权重更高的病组/病种的行为，或者将不满足住院指征的患者收住入院，这类患者往往简单口服用药治疗即可，但医院可以通过套用较高支付费率的疾病以获取结余。某种程度上，高靠诊断也是伴随DRG/DIP付费而发生的必然趋势。从全球经验上看，推行DRG模式的国家多少都会存在这一现象，而管理手段往往是通过大数据分析来识别诊断分组不正常的变化趋势，并对医院的诊断进行审查、监督和处罚，加大医院高靠诊断的风险。

5) 创新支持不足风险：在现行DRG/DIP模式下，医院为了节约成本，对一些高耗、技术含量较高、成本较高的产品与项目，可能会有意控制使用，从而不利于临床创新。而从另一方面，基于历史治疗方式和手段形成的费用标准，无法做到对新技术手段的涵盖，医保的历史大数据也无法对刚上市的创新产品使用进行评估，这些都造成了在DRG/DIP推行之初，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创新产品使用的痛点。为了解决这一临床问题，国家医保局在2024年7月印发《按病组和病种分值付费2.0版分组方案并深入推进相关工作的通知》时，重点部署了特例单议和除外支付等支持创新应用使用的具体措施，地方医保部门可选择对使用创新技术的病组进行单独支付，即将创新技术独立于DRG病组外，单独制定支付标准或据实结算；也可对此类病组实行标准上浮，即在原支付标准的基础上，相应追加一定比例的补偿费用。

6) 信息化建设不足的挑战：DRG/DIP 模式高度依赖大数据、信息化技术，要求医院能够实时采集、传输、分析海量的医疗数据，为医保支付、医院管理、临床决策提供有力支撑。然而，当前许多医院的信息化建设仍存在诸多 “短板”，例如信息系统分散，各科室之间形成 “信息孤岛”，数据无法互联互通、共享共用等，均会导致数据、病案的分析和处理难以满足新模式下进一步优化、调整以及临床评估的需求。针对此问题，目前国家仍在加强对医院信息化建设的要求以满足DRG/DIP对数据的需求，尤其是对偏远/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医院进行资源倾斜和相关支持。

综上所述，DRG/DIP的推行落地远非一帆风顺，过程中充满了复杂的政策环境、技术难题以及各方利益的博弈。为了更好地解决推进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医保局还需持续针对临床和患者反馈，对DRG/DIP的分组模式、支付调整机制以及配套政策进行系统性的调整和统筹，而所有的改变和努力均难以一蹴而就，我们更倾向于认为解决问题和完善方案会是一个缓慢而持续的过程。

DRG/DIP的实施对于医疗机构而言是医保支付方式的重大变化，势必对医生行为、临床路径等产生深远影响。对于医院而言，在新模式下医院需要积极寻找自己的优势科室以及优势术式，其特点包括高结余率/高毛利，同时在当地有相应的疾病群体和病人数量支持。除此之外，医院还可能会通过追求规模效应来控制成本，并通过完成高难度手术来提高CMI值和加强优势科室学术地位。而对于低级别医院而言，则需要在常见病的治疗上控制好费用，并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开展更高结余率的治疗服务。

然而，考虑到目前DRG/DIP仍处于推进初期，分组标准和支付参考在短期内仍会存在明显的调整和变化，如医保局会关注结余率普遍较高的疾病或术式，主动调整支付费率来进行平衡，因此医院根据支付标准来选择术式偏好的行为几乎注定是短期的，未来不同术式之间的偏好轮换大概率也会随着医保持续性的调整而出现。而对医院/科室本身而言，只有充分发挥自己的相对比较优势并持续加强，才是在长期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关键办法。

自DRG/DIP推动落地以来，德福研究团队持续性地对国内具代表性的三级医院进行了专家访谈，并对DRG/DIP实施后对医院和具体科室的影响进行跟踪分析。总得来说，在DRG/DIP实施初期，我们看到的住院费用下降原因，更多是该科室的药品/耗材进入集采降价后导致了药占比/耗占比的明显下降。而DRG/DIP对临床带来的影响，更多是体现在逐渐降低了非必须药物和耗材的处方、医生从控制费用角度出发尽可能提高了药品和器械的国产化率等方面。为了提供更直观的代表性视角，我们从历史专家访谈中选取了23-24年间的部分代表性医院和治疗科室的专家访谈，希望可以通过管中窥豹的方式，分析DRG/DIP对临床科室的影响：

图8：样本医院代表科室在DRG实施前后住院收入构成变化

Source：专家访谈、GL Analysis

综上，对于一线城市样本三甲医院的心内科、消化内科以及胸外科，在实施DRG/DIP后的住院收入结构均有发生变化，最明显的是药品和耗材占比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同时内科科室的检查收入也有压缩趋势，而医院手术费、护理费等其他费用的占比则明显提升。当然，除了DRG/DIP的考核影响外，药品和耗材占比下降的很大原因是集采导致的价格下降，同时医院普遍上调了服务费等费率，体现医护人员的技术劳务价值。

除了住院费用结构发生变化外，不同科室的平均住院日和平均每次住院费用也有不同的表现。根据北京大学卫生学院等对北京市二级和三级医院住院病案的一项统计学分析，对于内科和外科来说，平均住院日有所下降，推动次均住院费用下降；对于妇产科而言，次均住院费用显著下降，但平均住院日并没有显著变化；对于肿瘤科而言，次均住院费用和平均住院日均无明显影响。另外，DRG改革对4个科室的30天内再入院患者比例、60天内再入院患者比例和经门诊入院患者比例均无显著影响。

图9：北京二级和三级医院各科室平均单次住院费用和平均住院日变化

Source：《DRG改革效果及其对医院不同科室影响的差异分析》、GL Analysis

很长时间以来，检验科对于医院来说属于“利润中心”，主要是在按项目付的大背景下，医院检查检验的定价往往高于实际成本。而对于医保管理者而言，医院重复/过度检验、不同医院间检查检验结果不互认等问题，也一直是影响医保控费的关键问题。而在DRG/DIP实施后，由于住院期间的检验费用将直接作为治疗总成本一部分，如果检验费用过高，将直接导致负结余出现。另一方面，过度的检验对患者的治疗康复不会提供额外价值，在DRG/DIP要求提高治疗效率前提下，不合理和非必要的检查方式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综上，我们认为在DRG/DIP实施的大背景下，检验科将回归疾病诊断的“初心”，关注点也将从“项目”转为疾病和临床治疗本身。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检验是临床决策和治疗的基础，检验医学在疾病的诊断、治疗决策、并发症评估、治疗效果评价和预后判断等各个方面均具有重要作用。我们并不认为DRG/DIP会压缩检验和检查在临床治疗中的地位，而是要求检验科需要在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下做调整。举例而言，各医院间检验结果互认是DRG/DIP背景下减少重复检查、降低医疗费用的有效措施。同样地，减少不必要的检验项目和检查频次，区分疾病治疗和术后监测过程中的必需以及非必需检验项目，参与进一步优化临床路径管理，也是DRG/DIP对检验科提出的新要求。

为进一步分析DRG/DIP实施对检查/检验科室的影响，我们持续跟踪采访了部分三级医院检验科主任以及IVD企业的高管，以下是我们判断的部分趋势：

1）临床意义不大的检验项目减少，“大套餐”拆“小套餐”：国家明确反对“大套餐”式的检查检验，鼓励针对实际临床需求精确检查。而目前在临床治疗的普遍操作中是一次性进行大量指标的联检，而其中一部分指标对于疾病的诊断和预后分析作用非常有限。因此，我们预计在DRG/DIP和“飞检”的双重制约下，诸如大生化套餐、心肌多联检、炎症多联检等检查的处方率会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更精确的诊断项目组合检验。

2）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加速落地：2022年，国家发布了《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管理办法》，要求在不影响疾病诊疗的前提下，对标有全国或本机构所在地区互认标识的检查检验结果予以互认。对于符合互认条件的，不得重复进行检查检验和以打包等形式再次收费。DRG及DIP的推广预计将进一步加快该管理办法的落地，尤其对于转院患者的情况，转入医院有动力通过互认检验结果，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检查检验开支。

3）国产设备进口替代加速：目前国内三级以上医院，尤其大型三甲医院的检验科设备中，罗氏、雅培为代表的进口品牌占比仍然较高。对比进口检验设备和耗材，国产产品相对而言具备较高的性价比，在DRG/DIP规则下，医院有进一步控制成本的动力，未来随着国产检验产品的性能进一步提高，预计医院会更倾向于具有性价比的国产替代产品。

结合前文我们对DRG/DIP实施对医院检验科的影响分析，总体而言我们认为DRG/DIP模式未来对国内IVD企业将造成一定压力，主要原因为DRG/DIP模式下医院检验科对医院的意义将逐渐从“利润中心”转为“成本中心”，历史上普遍存在的过度检测、不规范检测的行为在DRG/DIP模式下会长期存在压力，逐渐被挤出。同时，国内IVD企业预计也将受益于国产替代率提高，同时龙头企业有望凭借规模效应进一步扩大市占率、加快行业整合：

1）多联检和非必需检测项目面临下行压力，具有临床意义、有利于精准诊疗的项目更受青睐：过度检查检测是近两年医保基金飞检的重点关注项目之一，目前国内临床中普遍存在过度使用“多联检”/“大套餐”检测的问题，实际在临床中部分检测指标对医生的诊断和术后监测没有太大意义（见图10）。此外，随着DRG/DIP的推进，控制总住院费用的要求越发明确严格，医生有驱动力趋向精准诊断以减少治疗过程中住院时间长、病程反复等问题。我们预计在DRG/DIP的费用管理压力下，非临床必需的检测项目未来将逐渐降低检测量，医院需要在有限的预算中集中进行必要项目检测，具有临床意义、能够帮助精准诊断的检测项目更受青睐；

图10: DRG/DIP推行下未来潜在受损/受益检测项目（举例）：

Source: 专家访谈、GL Analysis

2）微创新检测项目推广难度加大：国内市场存在不少针对同一检测指标通过微创新（例如单人份检测、超敏检测、微流控快检等）途径进行二次开发而来的检测项目，部分企业寄希望于提供区别于市场上现有竞品的特色产品来进行市场推广和竞争。国家和地方省市已启动对体外诊断项目的集采和价格治理，且大趋势为不再区分方法学而制定统一的治理目标价（见图11-12），未来通过不同方法学来获得更高定价的做法将会有更大挑战。此外，微创新产品如果无法有效降低检测成本（往往微创新的代价是生产成本的提高）或者解决目前临床实际痛点，在DRG/DIP模式追求性价比的驱动下，这类微创新项目将很难与传统项目进行竞争；

图11：省级体外诊断集采结果梳理：不同方法学的检测方式在集采下降幅表现亦有差异

Source：江西省医保局、安徽省医保局、GL Analysis

图12：国家第一批医疗服务价格规范治理要求中对涉及IVD项目的指引

Source: 《关于展开医疗服务价格规范治理（第一批）的通知》、GL Analysis

3）具有成本优势的国产龙头企业优势将持续放大，行业整合加速：我们预计在DRG/DIP模式下，由于平均住院日周转速度加快，住院人数和门诊人数均有增加，但医院的控费压力长期存在，预计将利好具有规模成本优势的国产龙头企业。此外，目前三级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检验科仍高度依赖进口体外诊断设备和耗材，未来随着国产产品性能的进一步提升，在性价比的驱动下，国内企业有望获得更多外企的市场份额。研发投入更多、产品质控能力更强、具备规模效应和成本优势的国产IVD龙头企业将受益。

图13：2021年化学发光竞争格局和2023年安徽集采化学发光A组市竞争格局

Source：《中国医疗器械蓝皮书》、安徽省医药集中采购平台、GL Analysis

对于医疗器械（不含IVD）企业而言，DRG/DIP的实施尽管会客观上压缩临床科室收入构成中的耗材占比，影响医疗器械企业的收入。但由于医疗器械和耗材的使用对于治疗效果好坏具有直接影响，为了提高治疗效率和控制综合成本，医生在实践中更偏向于临床刚需类产品，并不会贸然通过压缩器械耗材使用来节省成本。我们预测DRG/DIP的推广将会对器械公司产生以下潜在影响：

1）符合手术微创化/日间手术化的医疗器械耗材将会潜在受益：在DRG/DIP模式下，医院具有较强的动力开展更符合自身成本和技术优势的项目，并通过压缩住院时长、提高周转率来增加效率和收支结余。微创化手术和日间手术由于有利于缩短住院时间，因此均能够帮助医院提高运营周转效率、降低总住院费用。受益于微创手术量的提升，腔镜手术的占比将会提高，腔镜手术配套耗材的用量也会增加。同时，日间手术概念目前处在推广阶段，相关术式所配套的耗材用量未来也有望增加。

2）低临床性价比的高值耗材用量将萎缩：部分高值耗材由于价格较高，在按项目付费的时代是临床的“盈利点”，但这类产品由于价格过高，很容易成为DRG/DIP模式下的医院“亏损点”。如果高价耗材无法提供临床疗效优越性的证据，医院有较大动力使用相对成熟、平价的耗材进行代替。

3）创新器械短期将获益于“特例单议”和“除外支付”机制，但长期的需求仍由其性价比决定：尽管目前存在“特例单议”和“除外支付”机制，对临床使用创新医疗器械提供了空间，短期内会对创新器械生产商带来明确利好。但从长期看，随着临床使用量的增加和临床数据的积累，DRG/DIP可配合集采政策对确实存在明确临床需求的医疗器械进行集采，并最终将相关耗材使用占比纳入DRG/DIP考核之中。在投资创新器械时，也需要考虑长期该产品是否确实能解决目前无法解决的临床需求，或者对比传统竞品明确的临床治疗经济学优势，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决定其是否具备长期的临床和投资价值。

·关于DRG/DIP长期会促进住院转门诊/转院外市场，利好民营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的市场观点：我们认为分析DRG/DIP影响不应跳出国家对医院患者自费率和处方外流管控等指标的要求和限制进行分析。我们预计随着DRG/DIP和配套制度的逐渐完善，上述影响很难构成长期价值投资主题。

·关于DRG/DIP下的“特例单议”和“除外支付”机制，长期会利好创新器械和药物的市场观点：我们认为该观点过于一概而论，需要引入具体限制条件。创新器械和药物，若目标在DRG/DIP模式下长期受益，需要能解决目前无法解决的临床需求，或者对比传统竞品明确的临床治疗经济学优势，否则在中长期随着临床数据的积累反馈，会直接被DRG/DIP机制“打回原形”。此外也需考虑到此类利好的辐射范围，“特例单议”数量原则上不超过DRG出院总病例的5%或DIP出院总病例的5‰，实际对于创新药械的利好仍需具体分析。

·关于在DRG/DIP影响下国内医院行业有望持续淘汰出清，竞争格局优化，出现大医院强者恒强的局面的市场观点：虽然我们总体同意头部三甲医院在DRG/DIP模式下将延续强势地位的判断，但认为上述观点同样需考虑国家对分级诊疗和医疗服务可及性的目标贯彻以及相应的财政补贴，会避免不同层级的医院之间分化的加剧，以及医疗需求过度集中在三级医院。除此之外，DRG/DIP也具备在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下灵活调整分值的功能，以实现平衡基层医院/低CMI值病例的收支合理性。

我们认为，随着DRG/DIP的深度推进和实施，会对医疗行业带来以下持续性的影响：

·低临床疗效性价比产品会持续被出清：由于医疗机构在DRG/DIP的考核要求下更多转向临床诊疗性价比驱动，我们认为临床疗效性价比偏低的产品未来会持续被压缩，例如历史上通过“微创新”来实现独家或准独家高定价的药品和器械耗材、临床受益不明确，对减少患者住院时长无帮助的术式，以及过往存在的“利益品种”等，都会长期面临来自DRG/DIP的负面压力。

·重复检验、检查受限：我们预计检查检验和影像检查会在DRG/DIP的影响下更加规范化，过往重复的检查检验、不必要的多联检和检查“大套餐”都会受到限制。我们在访谈中发现，部分医院已经明确要求精简IVD检测项目、并减少与核心诊疗关系有限的指标检测。

·例外支付有利于部分可以提高分值的术式和耗材，但如果没有强临床证据和性价比作为支持难以长期持续：在我们的研究访谈中，由于有支持创新药械的例外支付政策出台，部分地区的医院反馈会更加倾向于开展诸如手术机器人以及FFR（血流储备分数）等创新技术，但我们认为未来新技术的创新性也会基于临床收益做药物经济学或器械耗材经济学的评估，判断是颠覆性创新产品还仅是锦上添花的微创新产品。例外支付带来的增量仍然受医保控费的大主题影响，临床证据和性价比将是影响创新药械长期使用的核心因素。

·国产替代持续加速：出于DRG/DIP对于治疗性价比的持续要求，结合国家进口替代的大方向，医疗领域国产替代会持续加速。举例而言，目前相比较一、二级医院，三级医院目前使用进口设备和器械耗材的比例仍然相对较高，过去我们访谈的部分地区，医保局在统筹支付时会对三级医院给予更高的DRG/DIP赋分，以保障三级医院的收支平衡。但未来随着DRG/DIP要求的持续推进，以及国家对分级诊疗和基层就医的倡导，我们猜测这类向三级医院医保支付倾斜的做法可能会逐渐减少，推动三级医院加速国产化替代的步伐。

为应对以上变化和趋势，我们总结出以下的投资策略/建议：

·对于IVD企业，需谨慎考察DRG/DIP影响：尤其对于大生化检测（国内对比海外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度检查）、肿瘤标志物（筛查和预后监测临床意义相对有限）、心标和炎症（联检项目进行分拆）类收入占比过高的标的，需要合理调整国内未来增长预测。而对于部分技术创新类IVD企业（如微流控芯片、单人份发光/分子、多联检组合等），需要谨慎考虑技术创新对应的增加成本是否可获得明确的临床获益，否则将面临集采后低成本传统方法学检测试剂产品的激烈竞争。

·保健预防及营养康复可作为长期投资主旨关注：顺应控制医疗支出、提高床位周转的医改大思路，基于老百姓自费基础的保健和预防消费，以及可帮助加快术后恢复的营养、特医和康复服务，都预计将有较好的政策支持空间。

·寻找具备规模生产优势及出海空间的耗材及药品企业：规模生产优势将给予企业在集采控费和DRG/DIP模式下的成本优势，出海也是跳出国内内卷环境、探索新成长潜力的重要手段。

·关注可提高临床治疗效率的创新设备、耗材，具备临床性价比的创新药物及疗法：我们对于国内的创新机会和能力总体保持乐观态度，但me-too类型的创新价值将逐渐萎缩，未来创新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能为临床带来新的治疗路径或解决方案，也会存在于能够通过创新提高诊疗效率，加快患者出院周期，节省医疗总费用之中，具备这两类创新能力的企业都值得我们的关注追踪。

如何在有限的篇幅中高效呈现我们在过去针对DRG/DIP政策进行的研究和分析结果，是我们团队在撰写这篇研究报告过程中面临的困扰之一：为了更好地获取第一手信息，德福团队在过去3年时间内进行了大量企业和医院访谈，并形成了超过6万字的访谈纪要和会议记录。然而，在实际访谈中我们也注意到，各地区政策落实和执行方式存在明显的差异，甚至同一医院内的不同科室，面临DRG/DIP的体感和反馈也会截然不同。也正是因为政策在具体落地过程中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大大提高了我们总结提炼核心观点的难度。因此，我们只能尽可能从大逻辑出发，着重选取几个代表性的案例和研究对象来进行分析，希望能让读者实现“管中窥豹”的效果。

作为专业的医疗投资机构，我们对待政策的影响和趋势总是尝试保持客观和谨慎。由于DRG/DIP的本质还是医保局进一步控制医保支出的方式，因此有别于主流市场观点，我们认为DRG/DIP在中长期会出清一批临床性价比偏低的药品、耗材和治疗方式，在此过程中一方面会对相关公司带来持续的业绩压力，但另一方面也会通过“腾笼换鸟”利好真正具备临床性价比的产品。因此，我们既不盲目乐观，但同时也相信只要能够把握医保支付改革的大方向和底层逻辑，就依然能够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找到高确定性的投资机会。

感谢阅读！

[1] 2024年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会议

[2] 国家医保局：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成效初显（2024.8国家医保局发布会发言）

[3] CMS，中信建投行业研究报告

[4] 《国家医疗保障局2022年度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情况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