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际贸易中心（ITC）数据，2018—2022年，除2021年外，美国均为我国医药产品出口第一大市场，对美出口总体约占同期我国医药产品出口总额的15%（详见图）。

美国是我国医药企业License-out的第一大购买国。2023年是我国医药企业跨境授权大年，共进行了63笔License-out交易，数量首次超过License-in。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美国企业购买我国医药企业License-out总计18笔，总金额为162.745亿美元。其中，百时美施贵宝与百利天恒合作开发的抗体偶联药物BL-B01D1，潜在交易总额最高可达84亿美元，此次授权刷新了2023年我国创新药单药首付款纪录。

同时，美国是我国医药企业设立研发机构的首选地。为充分利用美国配套设施完善、创新生态系统成熟、医药市场规模庞大、研发和商业化进程快等优势，我国不少医药企业在美国设立研发机构，逐渐形成我国市场与美国市场并重的“双核”发展格局。例如，齐鲁制药在波士顿设立专注新药研发的创新中心，凯莱英在波士顿设立创新药CDMO研发中心，药明康德在圣地亚哥、费城、圣保罗、亚特兰大、克兰伯里-普兰斯堡、剑桥、奥斯汀建有研发基地。

此外，美国还是我国医药企业接轨国际标准的主窗口。受国际合作开展、研发能力提升以及创新驱动发展等因素共同影响，我国药企积极“闯关”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把产品通过美国FDA批准上市作为进入国际主流医药市场的重要方式之一，取得了不错成绩。截至2023年底，我国已有8款创新药获美国FDA批准上市。

2018年以来，美国采取多种手段，对我国医药企业进行多轮打压，给我国药品进入美国市场造成严重阻碍。

2018年以来，医药成为继芯片之后，美国对我国打压的“重灾区”。据公开报道统计，2018年至今，美国涉我国医药企业制裁达16次之多，其中次数最多的年份是2022年，总计5次。

美国对我国医药企业的打压手段多样，主要有以安全为借口的审查、额外征收关税、对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给正常商业行为设置障碍、制定有关歧视性法案、限制相关人员交流、舆论抹黑以及推动供应链脱钩等。

美国对我国医药企业的打压源于多重因素，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美国借助其在生物医药领域标准制定、专利技术、产品研发以及国际市场话语权优势，服务对华外交政策的需要；另一方面，美国医药产业空心化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善，某些政策制定者抱着“零和”博弈思维，急于摆脱对我国医药产品的依赖，故而采取打压手段。

美国对我国医药企业的打压与中美关系相关。今年是美国大选年，不排除美国继续借对我国医药企业打压做文章的可能。同时，美国出于外交需求，以及保持自身产业优势的需要，未来对我国医药企业的打压在频率、手段、范围、力度上可能进一步加剧。

今后，美国对我国医药企业的打压可能集中在两个方向。一是在细分领域领先、对美国同领域发展构成直接或长远竞争的产品及企业；二是美国对我国供应依赖较大但有可替代进口来源的产品等。

中美作为全球两大医药市场，医药产业依存度高，融合互补发展是主流。美国医药产业发达，拥有全球领先的医药研发技术和创新能力，辉瑞、默克、强生等美国医药企业在我国的业务均取得了不错成绩。同时，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仿制药消费国，但近年来频现“药荒”；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原料药生产国和出口国，是全球第二大仿制药生产国，中美医药合作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在中美省州交流合作机制以及中美商贸联委会（JCCT）框架下，我国与美国在医药监管、法规、疾控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合作交流，对两国医药领域深入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中美医药合作体量大、涉及面广，且易受两国关系影响，为更好促进医药领域合作，需探索在现有中美商贸工作组下设立中美医药工作组，在更高层面协调解决合作中遇到的问题，为两国医药合作提供更好的机制保障。

同时，我国医药企业应进一步提升自身实力。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拥有涵盖医药中间体、原料药、仿制药、新药研发、药用辅料、医疗诊断设备的完整的医药产业链，总体处于全球医药产业链中上游，但仍需在核心专利、高端医疗设备及部分新材料、零部件、新技术等方面加大投入，改变受制于人的局面，更好参与合作。

除了继续重视与美国的医药合作，我国还应在合作多元化上下功夫，更加重视开拓欧洲医药市场，因为欧洲医药市场在体量、监管水平、产品和技术研发能力、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均与美国接近。此外，近年来我国很多医药企业在创新药出海、本地化生产、技术转移等方面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合作，取得了一定成绩，提升了我国医药企业与美国合作的战略主动性。

来源/ 中国医药报

文/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张小会